新高考改革引关注:“育人”与“育分”的争夺

  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

     ---内容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

新高考改革引关注:“育人”与“育分”的争夺

  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

     ---内容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

新高考改革引关注:“育人”与“育分”的争夺

  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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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引关注:“育人”与“育分”的争夺

长沙

2017-11-24

来源:长沙新东方

作者:长沙新东方

  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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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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