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引关注：“育人”与“育分”的争夺

　　“物理遇冷”是无解之题?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这所学校在此轮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学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该校原本排名靠前的学生，在第一次物理选考后的赋分仅为80多分，全校物理平均赋分仅为70分。而选考了技术或文科类学科的学生，最后的赋分成绩都超过了以往考试的平均成绩。在此影响下，2017年9月入学的新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下降到了33%，新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更是减少到仅有60人，仅占年级总人数的10%。

　　这种趋势在县级中学继续放大。

　　以嘉兴市嘉善县某高中为例。该校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校目前的在读高三学生中，最初选考时还有130人报考物理和化学，但2016年10月第一次选考成绩公布后，学生纷纷要求改选，如今仅剩下70人选考物理，在读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只剩下5人。“我们学校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在全省只能排到8000到1万名，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从学生到学校，当然都希望回避物理考试的竞争风险。”

　　“弃物理”现象的实质，是多数学生和学校希望避开不容易获得高赋分的科目，而主动去选择容易取得高赋分的科目，由此形成了“田忌赛马”式的选考策略。

　　上述嘉善高中副校长举例说，该校第一届新高考生读到高二下学期时，学校安排了一个成绩较好的班级集体参加政治选考，最后取得了1名满分、7名90分以上、平均80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比2017年高考的全省政治平均分还高出近10分。

　　这位副校长说，他们并不是唯一采取这种“战略”的高中，在嘉兴全市的统计数据中，选考地理的比例最高，达56.65%，第二高为政治，占比达50.51%，“因为这两科都比较容易考”，报考物理的比例仅为倒数第二，37.22%。从高考总成绩来看，报考物理比例最低的一所学校，由于采取了“文多理少”的选考策略，98%以上的毕业生都被第一批次录取。

　　这个“经验”直接影响了后续高中生的选择。据他透露，目前嘉兴市在读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比例已降至7门选考科目最低，为30.44%，选考比例最高的三门仍是地理(57%)、化学(46.39%)和政治(46.29%);在新高二学生的选考意向统计中，物理仍是最冷门，全市仅有17.82%的学生有意报考，难度略低的化学也下降到了32.40%，地理、政治等科目的报考意向进一步提升，分别达到59.48%和56.20%。

　　“我们只是普通高中，学生的目标就是能考上大学，与其选择物理给别人垫底，不如选其他科目试试运气，如果赋分制度不改变，这种现象就很难避免。”这位副校长说。

　　这对物理并非弱项的重点中学也产生了影响。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承认，报考物理的实际人数，的确在减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虽然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和成绩在全省排名靠前，但非重点中学出现的“弃物理”现象，使得重点中学报考物理的学生也面临着被赋低分的风险。

　　“一共21个得分档，1%的人得最高分，按成绩算，应该主要集中在重点中学。中间档的人最多，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现在普通中学不报了，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一部分就可能降为中间档。许多学生是喜欢物理的，可发现后面没人了，也不敢报了。”

　　教育界对此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改变物理考试的赋分制度，比如将最高分的赋分比例提高到5%，吸引更多学生选考。但反对意见认为，如此会破坏高考公平，即便解决“弃物理”现象，可能还会出现第二个弱势学科。

　　另一种思路，是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增加要求物理成绩的专业数量，以提高选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就表示：“如果30%的物理报考比例过低，那么多少是合适的?依据又是什么?”他认为，问题的根本是给学生选择权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坚持，只能做引导，但无法保证结果。”

　　选考物理人数大量减少，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高中物理老师面临失业。上述嘉善高中目前在读的高二学生中，选考物理的学生仅有5人，只需要一名物理老师上课。因此，原有的物理老师中，有两人转岗去教新增加的技术课，1人转岗做了会计，还有几个则干脆调到当地初中当物理老师。

　　上述杭州市普通高中的情况也类似。该校副校长说，学校高中每年级有12个班，以往至少8个理科班要学物理，如今只有几十名学生选考物理，这样下去，“高中只需开一个物理班，一个物理老师就够了，物理老师必然都面临转岗。”

　　35种选课模式的大走班

　　选考制度另一个直观变化，是不同学生选考不同的科目，给高中教学管理带来的难题。根据测算，浙江的“7选3”制度最多可有35种选课模式，上海的“6选3”也有多达20种选课组合。

　　同时，由于浙江采取两次选考、择优报考的原则，根据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要求，第一次选考结束后，有人会选择再考一次，这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更多的选课组合。

　　浙师大附中课程中心主任徐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学期选课结束，他都要带着两位同事用整整3天排课，同时依靠计算机辅助，仅为一个年级打印课表，就要耗掉整整一天。

　　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由20至35种选课模式带来的“走班”制，也让许多学校头疼。

　　前述嘉善高中副校长就坦言，无法完成35种模式的走班，最后是学校规划了18种选课模式，再由学生选择，有18种模式以外选择的，学校再做动员协调;前述杭州普通高中副校长也表示，学校条件无法保证理想状况的走班制，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折中方案，先以报考最多的两门为基础分班，外加1门课走班，最终实现了十五六种。

　　“走班制”难以实施，一个原因是教室数量有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采访中，多数高中都将能够动用的空间全部改为教室，但仍无法满足需要。即便是实力较强的杭州第二中学(下简称“杭州二中”)，据其原校长叶翠微介绍，也是将能挖掘的空教室都挖掘出来，包括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以满足排班需要。据他估计，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至30%，杭州二中已提出了校园扩建的申请，但最快到2019年才能有新的教室投入使用。

　　师资力量是另一个掣肘因素。杭州二中为保障35种走班模式，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高中每年级只有二三十名教师。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在大量乡镇学校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仅有200名学生，师资也仅够保障4至5个教学班，“不可否认学校采用套餐制走班是下策，但也是无奈之举。”

　　多次选考的制度，也带来教师需求量的增加，在地理、政治等报考比例迅速提高的学科中，教师短缺的现象极为突出。同时，“二孩”政策的倡导，许多女教师请假生二胎，又导致了师资的进一步短缺。在上述嘉善高中，以往每名地理教师每周平均上12节课，新高考后，由于师资不足，每名教师每周要上16节课才能满足需求，工作量增加了三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对此做过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规模大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证教学安排。

　　不同的学校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介绍，温岭中学根据全校师资的总体情况安排开课，比如高二、高三需要更多的生物教师，那么高一上学期就不再安排生物课，改在高一下学期开设。

　　上述杭州普通高中的最大难题是技术课师资不足。该校副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一方面增加了原有计算机教师的工作量，同时，让校内有计算机知识背景的其他学科教师分担一些简单的内容，再将2至3个教学班合并上课，才勉强应付。

　　还有学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向市教育局申请“临时教师用工”人数，外聘有教师资格证的师范专业学生顶岗代课。

　　“师资是个结构性问题。”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每所学校的教师编制都是固定的，各学科教师人数也根据原来的教学需要形成平衡，但新高考方案实施后，很容易出现一门学科的选考人数突然增加，另一门又突然减少，作为学校，很难动态地应对所有变化。

　　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则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比如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学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可以保证全部学生的35种模式走班，而且每门课程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开设两到三个层次的教学班。不仅如此，根据学生兴趣及薄弱环节，浙师大附中还开设了专项教学项目，如数学科目中，再专门开设代数专项班、几何专项班等，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授课。

　　但即便在浙师大附中，也面临着新高考后如何评定教师工作的问题。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高考成绩、学生感受相比，教师的感受被很多人忽略了。“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既不能按照以往的‘唯分数论’，又不能单纯地按照课时量化计算，如何增加教师在改革后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需要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