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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分VS育人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育分VS育人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育分VS育人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新高考改革引关注：“育人”与“育分”的争夺
长沙
2017-11-24
来源：长沙新东方
作者：长沙新东方
育分VS育人
同时试点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别，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选考只能参加一次，而浙江允许参加两次。因此，不少评论认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复杂了不止一倍”，也带来更多争议。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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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参加全部13门高中课程的学业水平测试——简称“学考”，每门科目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7选3”的高考自选科目考试——简称“选考”，每门也有两次考试机会;要参加两次外语考试;以及最后的语文和数学的统一考试。最后报取志愿时，使用语文和数学的统考成绩，外语和选考科目的最优成绩。
浙江省教育厅曾多次公开解释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因此试点方案着力彰显选择性教育理念，强调要把选择权尽可能多地交给学生和学校。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引发了一些学生高中三年始终处于刷分、频繁冲刺的现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参加选考，许多学校在高一便突击开设全部选考科目，以便学生一上高二就能参加选考。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教育厅曾在2016年10月专门发布了《关于纠正部分普通高中违背教育规律和教学要求错误做法的通知》，规定高一年级每学期开设课程不得超过8门，每周课堂教学不得超过26小时，并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教学。
两次考试的设置，本意是为学生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在现实操作中，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许多学生都选择考两次。前述嘉善县的高中副校长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县级中学里，多数学生参加过一次考试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较少”。
即便在选考只有一次机会的上海，一些学校也安排学生在某一学期集中“拿下”某一学科的选考，后来的时间便集中用来攻克语、数、外三门主课。
不过，南开大学教授刘清华仍认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体情况仍然较好。他通过一项针对两地高中教师的调研发现，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选修课程明显减少，认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特色课程等“数量增量”的教师，不及上海一半; 而选择“数量下降”的教师比例则是上海的3倍。
宁波一名高三毕业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学校本来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课，高二第一次选考后，突然发现别的学校在“钻空子”，便也开始赶进度，快速讲完了地理和技术，她的高二学期，整年都在“背书+刷题”;高三的最后一次选考结束后，只剩下语、数、外三门，她笑称“好像回到了小学时代”，每天上午全是语数外，下午全部自习，“课表就像顺口溜，反复出现几个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改革的忧虑》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说，在浙江调研后发现，学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尤其是进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数和能力可能进不去的大学;学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全体学生中进入好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比例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真正根据兴趣去选择，中学也不会允许学生选择，而是在7个选考科目中选择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3个科目，然后将全部资源投入最能产生成绩最大化的3个科目上，集中强化训练。在这种趋势下，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如何获得更高分数，而不是考虑学生真正的兴趣、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也注意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新高考中反映出的问题，如“弃物理”表面上是赋分法导致的，实际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计;本来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报考，现实中他会选择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试(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过去一年有6次考试机会，但据统计大陆学生的参考次数是美国学生的2倍还多，只要有考的机会，很多人就会为了刷成绩一直考下去。这种国情我们未来不得不加以考虑。”
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无法真正落地，也与学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对学业缺乏自主规划有关。
2015年12月的《教学与管理》杂志上，刊登了宁波市第二中学针对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择与学业规划的一篇调查，其中提到，只有 15.2%的高中生对学业规划比较了解，对学业规划认识不足或认识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 84.8%;落实到行为层面，仅有 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规划;面对新高考，仅 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自信能够应对，高达 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不少学生希望校方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甚至有学生认为学校应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类似调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随机抽取了5所中学的500名高一学生，结果是：尽管有43.08%的学生认为新高考有助于选择感兴趣或擅长的科目，但不知该如何选择的学生占比也高达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学生表示自己各学科比较平均，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还有 17.36%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难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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