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舆论在减负上的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好。观念问题任重道远，也不仅是我们教化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本身的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缩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决，才能化解家长根本性的焦虑。看看过去20年，放眼未来中国发展，其实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应该有太多担忧。

　　前一段时间，《教育部，请不要给我们家孩子减负》的文章风靡网络，当天上午就迈上10万+，点赞过万。此类主题文章不断涌现，流传甚广。这至少说明，不希望减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相似的一幕。

　　1998年，第一次大规模减负时，北京要求关停所有校外辅导机构。当时北京最大的校外培训学校校长最头痛的不是关停学校，营收减少，而是家长们的激烈抗议：你-不-能-关 !

　　20年一个轮回，减负错了吗?

　　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

　　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在减负上，政府出力不讨好，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谁是培训机构的神助攻?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这个总体结论应该没有错，也没有太大争议。既然负担重，为什么还反对减负?到底是为什么?这股热潮过后，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这其中的原因。

　　不同定位的人，负担是不同的，没有区别，一刀切地做减法的减负政策，的确有不足，需要反省并适当调整。

　　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喜欢玩游戏，3天3夜也不觉得累，如果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负担。负担的多少，绝对值是与每个人的期望值与自己定位是直接相关的。对于那些有远大追求与抱负的学生与家长，客观上负担必然是沉重的，但一旦变为主动行为，就未必是负担了。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什么?至少不是轻松的，是需要为自己的理想、目标作出辛苦努力的。因此，对一部分志向远大的学生，辛苦一些是应该的，多学一些也是应该的。

　　长期以来，一些伪专家与舆论给公众制造了一个虚妄的故事与错位嫁接：英美先进教育就是没有负担，幸福快乐的教育，最后孩子们还卓有成就。其实，英美教育完全是两条道路，对于以私立学校为代表(包括学区房公立学校)的精英道路，一点不比我们负担轻，甚至更重。

　　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不会轻松。客观讲，负担都很沉重，这是我们都需要认识到的。

　　中国家长受文化传统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多数有着超高的期望，因此客观上负担必然会重。

　　认识到这些基本现实，我们就知道有必要在学校体系里，对那些有较高期望的学生，对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无论是出于功利还是不功利的原因，提供条件，让他们可以多学一点，多写一些作业，晚回去一会儿，而不是必须都不得超纲学习，不是都必须在几点放学。

　　同时，更重要和最理想的是，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上在学校内满足这些需求，把学生的负担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减负虽然说的是减去多余的学业负担、心理负担，但一些地方的减负做法，忽视了这部分区别，全部减，必须减，必须轻松没有负担。这必然招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家长的反对。

　　一些地方非常夸张，出现无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试，即便搞期末测试，也不能出成绩，称之为“乐考”。

　　伴随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无论正确与否，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这边压下去了，那边就长了出来。

　　近年，伴随政府对学校强力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

　　根据某培训机构披露的年报，2012至2017财年年度平均增长646%，近3年市值已经增长了近10倍。在培训人次方面，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这提醒我们，对合理的负担需要有一个准确认识，不给课内机会，课内就转课外。更重要的是，课内转课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

　　从另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的确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之前所没有料到的，将来也需要考虑的。

　　中国家长疯了吗?他们的疯狂是谁逼的?如果说学校教得多，布置的作业多还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课外培训班里，每一分钱，都是家长主动排队交给培训机构的，为什么掏钱给自己孩子加负担?

　　中国家长比任何民族都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内不给，我就花钱走校外。

　　对更好教育的追求没有错，但麻烦的是这种对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过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随形，名校情结就是其中的核心体现。更好教育，简单化为各级名校，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最好是著名大学，甚至清华北大，而路径，往往就是极端功利的学习。

　　培训、应试教育、择校热，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学习负担重，无非是这种功利追求下的一种体现而已，与应试教育本源是一样的，并非教育。

　　很多人说，家长是被逼的。因为优质资源短缺，好学校少，以及应试教育制度等才导致了家长的疯狂。

　　这个说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脚。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有400余家补习学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补习学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与日落公园……都是华人高度聚集的地方。

　　补习内容也都是当地的各种升学考试：纽约高中联考以及AP、SAT等。在旧金山，洛杉矶很多公办学校门口也如我们北京上海一样，培训班林立，几乎都是华人与韩国人举办的。笔者熟悉的一家华裔所办的培训机构年收入已超过1000万美元，其主营业务就两个，一个是考试辅导，一个是升学辅导。

　　所谓优质资源均衡了就没有择校，没有负担的说法，更不值得一驳。

　　教育资源绝对均衡是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把大学都办成清华北大也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实现。

　　学区房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如此发达了，学校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还有学区房?美国有3000~4000所大学，但是新闻报道有排名的只有300所，绝大多数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吗?我们中国家长追求的也动辄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当然，对于很多家长，的确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

　　如果各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差距很小，当白领与蓝领收入没有太大差距，社会保障制度极其完善，我们的家长肯定不会如此焦虑，也不会功利地去算计上什么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负担必然能大幅度下降。

　　这个样板就是芬兰。近年在中国搞教育研究与改革不讲芬兰几乎就是落伍，但我对此表示质疑。芬兰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确不同，非常理想，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与其社会理念一致的，也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制度关联的。

　　芬兰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国排74名。在这个高福利国家，上班的人与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资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老百姓的教育追求与教育理念必然不太容易功利。

　　但回过头来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吗?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说穿了，这样的盲目追求，无关教育了。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长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这是在试图用一个教育手段调整解决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可否认的是，收入与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更为焦虑，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择校上，最后就变为负担。

　　中小学生负担重灾区为什么在小学?

　　在减负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又反对减负。

　　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辅导班一面在广告中大讲提分、补课;一面又说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分裂的口号不少。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教育需要面对的窘境，也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不断被翻烙饼说来说去的原因之一。

　　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减负做法，引起家长反弹。

　　在减负的治理过程中，因为认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一些减负措施出现一些偏差，客观上增加了负担，也容易招致家长的反对。

　　调查表明，目前中小学生负担的重灾区在小学，高中反而是相对最少的，为什么?不少培训机构的主要收入来自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高年级阶段的培训。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了升学考试，大家都想上好学校，但是好学校又想招好学生，于是各种坑班、各种特长班、各种竞赛班，比比皆是，无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负担。

　　之前教育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长招生，就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剑指各种特长培训班。反观高中，就只有一个高考考试，孩子们不必上这么多的辅导班，负担反而是相对少的。

　　一味要求降低选拔性考试的难度不可取考试被扣上负担的代名词，很多基本的评测也被停止，在教育基层，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失去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手段(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评价替代)，客观上也导致农村基层教师的松懈、混日子，教育治理下滑，也带来了负面声音。

　　考试的难易程度本来和负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被纳入了减负的选项。一味要求降低试题难度，尤其是选拔性考试不断模式化、水平化，简单化，这些表面上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恰恰可能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进而推动了负担的增加。

　　反而是高考，我们很难看到哪个培训机构做到了一家独大。

　　当考试无法通过简单机械刷题获得成绩时，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减负，无试可应实际上才是最大的减负，而不是简单。

　　减负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标准的学校教育，作为减负的标杆。

　　近几十年的教育治理上，我们很多专家动辄讲英美的教育如何轻松，也爱以此给中国下指导题。

　　先不说美国最优秀的精英多数是以私立学校为主培养的，私立学校里的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较宽松的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给那些优秀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空间。

　　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历任美国总统对过度强调轻松但质量每况愈下的公办教育都进行了无情的否定。

　　小布什当政时，对公办学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评测，通过对学生的成绩评测，来决定对公办学校的拨款多少。

　　奥巴马公开抨击说：每年有100万高中生辍学，美国学生在数学等科目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未来，我不会接受!奥巴马政府在呼吁晚放学1小时的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力推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建设，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选择权。

　　特朗普上台前对公办中小学更是给与了无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请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部长，而这位颇有争议的部长主张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钱给家长，让他们用脚投票。

　　当我们激烈批判我们的奥数的同时，英国却聘请中国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传经送宝。卡梅伦首相在卸任前公开激烈地批判那些认为可以用计算器替代而没有必要学习中国背乘法表的言论，呼吁英国教育界多些虎妈精神。

　　因此，在减负时，我们同样也要注意，不应该追求绝对的轻松，没有负担，更不应该把英美等国已证明错误的做法，或正在纠正反省的做法，作为我们减负的样本。

　　一个日本朋友曾愤愤地谈到日本的减负。上初一的孩子英语得了满分，本来满心欢喜，结果一看试题他气得七窍生烟：26个字母大小写对了就是100分。

　　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谈到日本减负30年的后果时，也谈到了这一怪现象：学生负担增加，家长负担也增加，尤其是经济负担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减负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国退民进，私立学校兴起。

　　30年前，给东京大学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学，17个是公立的，3个是私立的。但是减负30年后，这一数字完全颠倒过来，只有3所是公立的。在过度强调公办保基本，一刀切减负等各种不当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挥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国退民进现象，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开始以私立学校为主。

　　这值得我们高度警醒，也是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背离的。

　　减负错了吗?应该怎样减才合理?很多人反对政府减负，认为减负本就是错误的伪命题，是干预家长与学生的基本权利。

　　但是，减负首先强调的是减去多余的负担，不是不让多学。减负是希望全面成长，减去那些重复训练等不应该有的负担。政府，必须承担一个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与家长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各级政府是永远需要有作为的。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发展。

　　我们需要区别化减负，支持合理的诉求。比如有更远大追求的，无论出发点如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学校教育体系内最大程度去满足，而不是处处算计，一刀切必须减下来，必须轻松快乐，因为这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教师水平，提高学校教育治理水平作为最基本的减负措施。

　　减负的关键，是减去那些不合理的。比如对辅导班的治理，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学，同时要求学校不得非零起点教学，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思路。把不想多学，不想提前学，却被裹挟的家长，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就是一次精准减负。

　　在减负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拿出长远的计划，下决心解决一个根子问题——家长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一个是过高的期望问题。

　　这有一个恰当定位的问题。过去还有考大学的顾虑，在大学马上普及化的时代，家长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学，上北大清华。有追求固然好，但我们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

　　每年在参加高考的940万名考生中，清华北大只招7000余人。但很多家长仍然盲目地向这个方向前进，负担加上去了，但结果却永远得不到。

　　当然，观念问题任重道远，也不仅是我们教化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本身的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缩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决，才能化解家长根本性的焦虑。看看过去20年，放眼未来中国发展，其实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应该有太多担忧。

　　舆论在减负上的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好，不该减的减了，或者做法不对，不减反增了，招致反对，及时调整我们采取的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减负做法，推进更多理性的区别化、精准化减负，相信会得到老百姓的赞同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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