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选文还是选理?湖南2021届新高考选科数据出炉!(附选科建议)

  导读:2021湖南高考报名考生共57.49万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师范生等考生外,实际考生近40.0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7.22万人(历史类考生16.58万人,占44.55%;物理类考生20.64万,占55.45%)。

  一、单科选考分析

  以下为新高考改革第三批实行3+1+2方案的省市2021届学生(刚刚结束高考的本届高三学生)的各科选考数据,从整体来看各省选科占比相对比较均衡,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生物。

 高中选文还是选理?湖南2021届新高考选科数据出炉!(附选科建议)

  ↑表格来源:自主选拔在线,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

  1、两个首选科目差距不大,偏文科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首先从首选的物理、历史两个科目来看,总体来说选考两科的比例很接近。而首选历史或物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考生的偏文理程度,我们通过对比2019年其中六个省份的文科生占比情况(见下表)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偏文科比例都有所上涨。

高中选文还是选理?湖南2021届新高考选科数据出炉!(附选科建议)

  说明:表中2019文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9年各省发布的一分一段表文理人数计算而来,艺术类考生暂未计入。

  2、生物成热门,政治受冷落

  为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出各科目选考比例,我们将这届七省选考数据转换成柱状图:

高中选文还是选理?湖南2021届新高考选科数据出炉!(附选科建议)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生物的选考比例高居首位,紧接着就是物理和地理两门科目选考人数最多,其次就是历史、化学。而政治科目选考人数最少,这可能与政治这门学科背诵内容多、不容易拿高分的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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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2021湖南高考报名考生共57.49万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师范生等考生外,实际考生近40.0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7.22万人(历史类考生16.58万人,占44.55%;物理类考生20.64万,占55.45%)。

  一、单科选考分析

  以下为新高考改革第三批实行3+1+2方案的省市2021届学生(刚刚结束高考的本届高三学生)的各科选考数据,从整体来看各省选科占比相对比较均衡,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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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来源:自主选拔在线,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

  1、两个首选科目差距不大,偏文科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首先从首选的物理、历史两个科目来看,总体来说选考两科的比例很接近。而首选历史或物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考生的偏文理程度,我们通过对比2019年其中六个省份的文科生占比情况(见下表)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偏文科比例都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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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表中2019文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9年各省发布的一分一段表文理人数计算而来,艺术类考生暂未计入。

  2、生物成热门,政治受冷落

  为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出各科目选考比例,我们将这届七省选考数据转换成柱状图:

高中选文还是选理?湖南2021届新高考选科数据出炉!(附选科建议)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生物的选考比例高居首位,紧接着就是物理和地理两门科目选考人数最多,其次就是历史、化学。而政治科目选考人数最少,这可能与政治这门学科背诵内容多、不容易拿高分的特性有关。

2018长沙中学生名著导读:西厢记

2018-07-31 来源: 网络整理 作者: 长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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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又称《王西厢》、《北西厢》)是元代王实甫创作杂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全剧叙写了书生张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仕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该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鲜明生动,文采斐然,极具诗情画意。

  《西厢记》名著导读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的历史,我们所知极少。根据片段记载,知他是大都(北京市)人,名德信。天一阁钞本《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于关汉卿之后,据此推断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有人据《录鬼簿》认为应作“德名信”。“德名”就是表德的意思。元代杂剧《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李孔目问李逵说:“兄弟,你表德唤作什么?” 像旧时代询问人家名字时先加“尊讳”二字。据此,“德名信”就是表德名信之意,“实甫”二字是他的号,正式的名字是王信。据《日下旧闻考》引《函山旅话》,确有王信其人,也在元代,号信之,但只说他是“燕人”,没有其它说辞,是否就是戏曲家王实甫,不能肯定。

  对王实甫的籍贯和生卒年也有不同说法。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说他是元代名臣王结的父亲。王结,是易州定兴人。据此,他约生于元代中统元年,卒于至元二年左右(约1260-1336)。据王季思考订,王实甫的创作活动大致在元成宗的元贞、大德年间(约1295-1307,见王季思校注《西厢记》)。王国维的《曲录》根据王实甫的《丽春堂》写金代故事,其结尾处颂金皇“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既写金事又颂金皇,而且剧中写金代风土人情十分具体,于是他说:实甫亦由金入元者矣。有一定道理。

  王实甫大约做过官,六十岁时辞官隐居。明人陈所闻粹选的《北宫词纪》一书,载有他写的一首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该曲文辞华美传情,风格类似《西厢》,所用词藻亦为《西厢》习见,作者为王实甫应该是可信的。曲中流露出某种颓放的情绪和对官场生活的厌惧:“捻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干支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看来是仕途并不得意,而晚年生活是:“有微资堪赡赒,有园亭堪纵游。”与金代的战乱现实对照,多少是有些夸大粉饰,但是至少他晚年是安适的。

  王实甫的剧作,见于载录的有十三种。现存的除《西厢记》外,尚有《丽春堂》,写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仕途沉浮的故事;《破窑记》,写吕蒙正始贫终富过程中与刘月娥的曲折婚姻,成就都不大。另外,《贩茶船》和《芙蓉亭》二剧各存一折曲文,成就也不大。他可以说是以一部《西厢记》“天下夺魁”。当时的音韵学家、散曲家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金圣叹称其为“六大才子书”之一。可见,《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成书背景

  纵观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从先秦的的傩戏到汉代的角抵戏,到六朝时期形成的有角色的参军戏,再到北宋的杂剧院本戏以及浙江温州一带盛行的杂剧永嘉戏,发展到元代时,元杂剧与南戏(由永嘉戏发展而来)已经很成熟了,达到了中国戏曲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元杂剧有737种剧本,目前流传下来的有135种。

  元代杂剧是综合表演、说、唱、音乐、舞蹈的艺术形式。

  元杂剧具有固定的形式:

  在结构上,元杂剧采用“一本四折”的结构通例。四折即是四个演出段落。按照剧情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束来划分。一般有时为剧情的需要,在四折之外,加上“楔子”,有的穿插在剧本中间,加强折与折之间的联系,相当于现代剧中的过场;有的放在剧首,介绍人物与剧情,相当于现代剧的序幕。这个名称或称“四折一楔子”。每本杂剧的末尾有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这个结构通例,使杂剧结构紧凑、凝练。但是也有突破,比如, 《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秋千记》一本六折,《赵氏孤儿》一本五折。

  在角色分类上,可以分四大类:末、旦、净、杂。末为男角,包括正末、副末、外末等。旦为女角,有正旦、副旦、贴旦、外旦、小旦、老旦等。净分净、副净、二净、丑,所扮大抵为粗暴勇猛的人物,是反面角色。杂角有卜儿(老妇)、孛老(老头)、倈儿(小孩)、孤(官员)、洁郎(和尚)、祗候(高级衙役)、祗从(随从)。每种角色的化妆都有有一定的讲究,以表明人物的好坏和性格。

  表演方法以唱为主,唱念做结合。念,又或叫宾白、念白、说白,有独白、对白,独白又包括定场白(上场自我介绍)、背白(背着舞台其他角色表白心理活动)、带白(曲词中夹杂的说白)。念的主要功能是叙述故事、交待背景。做,常称为科范、介,即表演,包括动作、表情,有时也指制造舞台效果。如:到科,入门科,惊科,悲科,战科(颤抖),把盏科、做饮酒科,内做风科等。

  杂剧中虽有念有做,但以唱见长、以唱为主。杂剧中规定一本戏由一个角色主唱,根据唱的角色,故有“末本戏”、“旦本戏”之称。末本戏指末角主唱的戏,如《梧桐雨》;旦本戏指旦角主唱的戏,如《窦娥冤》。另外,还规定,每折戏必须限用一个宫调,用一个韵(即一韵到底)。这样的好处是:为主要演员提供了发展空间,便于刻画主要人物。坏处是:不利于刻画次要人物,容易使主要演员疲劳。《西厢记》突破了一人主唱的通例,一本之中有若干角色分唱、对唱、接唱,而且,唱腔上也进行了变革,多宫调,多韵脚。

  那么,为什么元代的杂剧能够兴起和繁荣呢?这里有很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原因。首先,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元杂剧繁荣的契机。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

  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社会的底层,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条社会等级谚语,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而元代的倡优(妓女)业很发达,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这些文化人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己任。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于是在元代的前期,元杂剧达到空前的繁盛。元杂剧的创作中心,前期在大都(北京),元军灭南宋后,中心移至杭州。

  在公元1313年,元代恢复了科举考试,于是大批的文人重新流回科举仕途,杂剧的写作人才大量流失。原先熟悉勾栏演出的剧作家又先后去世,只是些流于案头的文学家在进行剧本的创作,所以后期杂剧开始衰落。

  与王实甫同时代的元杂剧代表作家:

  元杂剧在元代仅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就有200余人,见于文献记载的剧目有七百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剧作家有“元曲四大家”,即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有著名剧作家王实甫。合称“五大家”。

  这其中,关汉卿长于社会问题剧,其他几位长于历史剧与爱情剧。关汉卿的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救风尘》;白朴代表作品有《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代表作品有《汉宫秋》,郑光祖的的代表作品有《倩女离魂》。王实甫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此外,康进之(《李逵负荆》)、纪君祥(《赵氏孤儿》)也很有影响。

  艺术探微

  元杂剧题材较广泛,有历史剧、社会剧和爱情剧,但爱情剧对后世影响尤大。爱情剧的代表作, 有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和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前四部被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元人爱情剧出现了若干与前代描写爱情的作品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心理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构成元代爱情戏的共同特点:

  1. 爱情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磨难。

  元代杂剧中,年轻主人公们的爱情总是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 其中很大程度是来自封建家长们的反对与阻挠。这些父母总是以“门当户对”的原则来横加阻拦。他们有的背信弃义,如《西厢记》里的老夫人,为解当下之急可以女儿终生作为法码,危情一旦过去,马上不同意张生与莺莺的婚事,只让他们以兄妹相称。有的家长残酷无情,如《墙头马上》中的裴尚书,发现儿子私娶李千金后,并不对李千金为他生了孙儿有丝毫顾念、怜惜或宽容,而是骂李千金“伤风败俗”,硬是逼着儿子写了休书。可是,在他得知李千金就是当年指腹为婚的李总管的女儿后,他又立即转变态度,上门求李千金回去做媳妇。而《倩女离魂》中的张母也只以钱财认人。当年张倩女与王文举是双方家长指腹为婚的,但是王文举自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到张家认亲,并没有被接纳。张母让倩女拜王为哥哥,理由与崔老夫人同:“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想你学成满腹文章,未曾进取功名。你如今上京师,但得一官半职,回来成此亲事,有何不可?”

  2. 爱情女主人公的抗争。

  在爱情受到阻挠后,年轻的女主人公往往表现得比男主人公激进与积极,具有比男子更高的识见和更大的胆量。

  年轻女主人公被禁锢的青春在合适的时机触发下,如蓬勃的春花,像决堤的河水,展现出惊人的力量。莺莺先见张生于偶然,等到再见于月下园中时,就隔墙酬韵,灵犀相通,已生爱慕。一个偶然的机缘,就唤醒了她的青春之梦,而觉醒了青春意识,是她最终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下幽合的心理基础,于是有了“明月三五夜,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样充满了青春张力与爱情梦想的千古佳句。《墙头马上》的李千金则显得更大胆,她在墙头上看见一个“好秀才”裴少俊,毫不掩饰爱慕之心,先自顾盼,又以诗传达爱意,并主动约会:“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被嬷嬷撞见后,则拿出“龙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秀才,何况咱是浊骨凡胎”的理论为自己辩护。最后,干脆就与裴少俊玩私奔。《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灵魂离开肉体,追上自己的心上人王文举时说“常言道做着不怕”,而王文举却对“私奔”表现出恐慌害怕。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年轻女子对于爱情与婚姻的选择并没有太大的空间,只是在偶然当中遭遇了青春的激情而进行了自觉的捍卫,有的甚至只是为了维持一个既定的婚约,从而显示出时代的局限性。

  3. 年轻男主人公的心有灵犀与爱情执着。

  中国古代爱情戏里的男子,大多是书生背景,年轻有才,但是家道中落,湖海漂零,这几乎构成了一道常见的世态风景。与女方的婚约几乎就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依靠。但是他们未来的岳父母瞧不上他们,于是他们注定要为命运和爱情进行抗争。而抗争方式,多选择赶考入仕。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道路。

  另一方面,这些男主人公几乎是清一色的“志诚种”,一旦陷入爱河,他们就傻乎乎的了,他们的痴情构成了元戏一大景观。《西厢记》中的张生就是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形象,他才华横溢,热情而执着地追求爱情。在唐代元稹的传记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中。当时在元稹笔下的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个所谓“善补过”的封建无行文人。

  经过后世民间的不断流传与改造,张生才由一个负心薄幸之人,逐渐变为一个忠于爱情、追求婚姻自由、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的正面形象。张生形象的转变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唐代,文人的地位相对较高,在《莺莺传》中张生的社会地位比莺莺的高,其自私负心的行为不免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元代统治者实施对汉人的歧视政策,大批汉族优秀知识分子被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处处受制。这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也有所反映,连丫环红娘也称张生为“馋穷酸来”,倡人的地位反在书生之上。元代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审美趣味自然而然地反映了民间百姓的需要, 所以张生才成了一个地位低下又自恃才高、多情又痴情、可爱又可笑的白衣穷儒形象。

  4.大团圆的结局

  元代爱情剧几乎一律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经历磨难的书生们总能克服重重障碍,仕宦上一举成名,爱情上如愿以偿。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追求圆满和幸福的良好愿望,既是社会各阶层普遍能接受的,也最符合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以维护宗法关系为美德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同元代儒生的特殊心理有关。杂剧作家在真实地揭示书生们穷愁潦倒和为世俗所鄙薄的同时,通过描写爱情与仕宦都属美满这种锦上添花的结局,来对当时自身的命运作一番抚慰。即使是编织的美梦,也可借以寄托和安慰伤感、失望等等复杂的心情。所以当《西厢记》体现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时才得到了认同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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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长沙中学生名著导读: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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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又称《王西厢》、《北西厢》)是元代王实甫创作杂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全剧叙写了书生张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仕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该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鲜明生动,文采斐然,极具诗情画意。

      《西厢记》名著导读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的历史,我们所知极少。根据片段记载,知他是大都(北京市)人,名德信。天一阁钞本《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于关汉卿之后,据此推断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有人据《录鬼簿》认为应作“德名信”。“德名”就是表德的意思。元代杂剧《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李孔目问李逵说:“兄弟,你表德唤作什么?” 像旧时代询问人家名字时先加“尊讳”二字。据此,“德名信”就是表德名信之意,“实甫”二字是他的号,正式的名字是王信。据《日下旧闻考》引《函山旅话》,确有王信其人,也在元代,号信之,但只说他是“燕人”,没有其它说辞,是否就是戏曲家王实甫,不能肯定。

      对王实甫的籍贯和生卒年也有不同说法。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说他是元代名臣王结的父亲。王结,是易州定兴人。据此,他约生于元代中统元年,卒于至元二年左右(约1260-1336)。据王季思考订,王实甫的创作活动大致在元成宗的元贞、大德年间(约1295-1307,见王季思校注《西厢记》)。王国维的《曲录》根据王实甫的《丽春堂》写金代故事,其结尾处颂金皇“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既写金事又颂金皇,而且剧中写金代风土人情十分具体,于是他说:实甫亦由金入元者矣。有一定道理。

      王实甫大约做过官,六十岁时辞官隐居。明人陈所闻粹选的《北宫词纪》一书,载有他写的一首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该曲文辞华美传情,风格类似《西厢》,所用词藻亦为《西厢》习见,作者为王实甫应该是可信的。曲中流露出某种颓放的情绪和对官场生活的厌惧:“捻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干支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看来是仕途并不得意,而晚年生活是:“有微资堪赡赒,有园亭堪纵游。”与金代的战乱现实对照,多少是有些夸大粉饰,但是至少他晚年是安适的。

      王实甫的剧作,见于载录的有十三种。现存的除《西厢记》外,尚有《丽春堂》,写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仕途沉浮的故事;《破窑记》,写吕蒙正始贫终富过程中与刘月娥的曲折婚姻,成就都不大。另外,《贩茶船》和《芙蓉亭》二剧各存一折曲文,成就也不大。他可以说是以一部《西厢记》“天下夺魁”。当时的音韵学家、散曲家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金圣叹称其为“六大才子书”之一。可见,《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成书背景

      纵观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从先秦的的傩戏到汉代的角抵戏,到六朝时期形成的有角色的参军戏,再到北宋的杂剧院本戏以及浙江温州一带盛行的杂剧永嘉戏,发展到元代时,元杂剧与南戏(由永嘉戏发展而来)已经很成熟了,达到了中国戏曲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元杂剧有737种剧本,目前流传下来的有135种。

      元代杂剧是综合表演、说、唱、音乐、舞蹈的艺术形式。

      元杂剧具有固定的形式:

      在结构上,元杂剧采用“一本四折”的结构通例。四折即是四个演出段落。按照剧情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束来划分。一般有时为剧情的需要,在四折之外,加上“楔子”,有的穿插在剧本中间,加强折与折之间的联系,相当于现代剧中的过场;有的放在剧首,介绍人物与剧情,相当于现代剧的序幕。这个名称或称“四折一楔子”。每本杂剧的末尾有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这个结构通例,使杂剧结构紧凑、凝练。但是也有突破,比如, 《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秋千记》一本六折,《赵氏孤儿》一本五折。

      在角色分类上,可以分四大类:末、旦、净、杂。末为男角,包括正末、副末、外末等。旦为女角,有正旦、副旦、贴旦、外旦、小旦、老旦等。净分净、副净、二净、丑,所扮大抵为粗暴勇猛的人物,是反面角色。杂角有卜儿(老妇)、孛老(老头)、倈儿(小孩)、孤(官员)、洁郎(和尚)、祗候(高级衙役)、祗从(随从)。每种角色的化妆都有有一定的讲究,以表明人物的好坏和性格。

      表演方法以唱为主,唱念做结合。念,又或叫宾白、念白、说白,有独白、对白,独白又包括定场白(上场自我介绍)、背白(背着舞台其他角色表白心理活动)、带白(曲词中夹杂的说白)。念的主要功能是叙述故事、交待背景。做,常称为科范、介,即表演,包括动作、表情,有时也指制造舞台效果。如:到科,入门科,惊科,悲科,战科(颤抖),把盏科、做饮酒科,内做风科等。

      杂剧中虽有念有做,但以唱见长、以唱为主。杂剧中规定一本戏由一个角色主唱,根据唱的角色,故有“末本戏”、“旦本戏”之称。末本戏指末角主唱的戏,如《梧桐雨》;旦本戏指旦角主唱的戏,如《窦娥冤》。另外,还规定,每折戏必须限用一个宫调,用一个韵(即一韵到底)。这样的好处是:为主要演员提供了发展空间,便于刻画主要人物。坏处是:不利于刻画次要人物,容易使主要演员疲劳。《西厢记》突破了一人主唱的通例,一本之中有若干角色分唱、对唱、接唱,而且,唱腔上也进行了变革,多宫调,多韵脚。

      那么,为什么元代的杂剧能够兴起和繁荣呢?这里有很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原因。首先,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元杂剧繁荣的契机。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

      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社会的底层,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条社会等级谚语,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而元代的倡优(妓女)业很发达,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这些文化人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己任。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于是在元代的前期,元杂剧达到空前的繁盛。元杂剧的创作中心,前期在大都(北京),元军灭南宋后,中心移至杭州。

      在公元1313年,元代恢复了科举考试,于是大批的文人重新流回科举仕途,杂剧的写作人才大量流失。原先熟悉勾栏演出的剧作家又先后去世,只是些流于案头的文学家在进行剧本的创作,所以后期杂剧开始衰落。

      与王实甫同时代的元杂剧代表作家:

      元杂剧在元代仅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就有200余人,见于文献记载的剧目有七百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剧作家有“元曲四大家”,即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有著名剧作家王实甫。合称“五大家”。

      这其中,关汉卿长于社会问题剧,其他几位长于历史剧与爱情剧。关汉卿的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救风尘》;白朴代表作品有《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代表作品有《汉宫秋》,郑光祖的的代表作品有《倩女离魂》。王实甫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此外,康进之(《李逵负荆》)、纪君祥(《赵氏孤儿》)也很有影响。

      艺术探微

      元杂剧题材较广泛,有历史剧、社会剧和爱情剧,但爱情剧对后世影响尤大。爱情剧的代表作, 有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和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前四部被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元人爱情剧出现了若干与前代描写爱情的作品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心理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构成元代爱情戏的共同特点:

      1. 爱情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磨难。

      元代杂剧中,年轻主人公们的爱情总是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 其中很大程度是来自封建家长们的反对与阻挠。这些父母总是以“门当户对”的原则来横加阻拦。他们有的背信弃义,如《西厢记》里的老夫人,为解当下之急可以女儿终生作为法码,危情一旦过去,马上不同意张生与莺莺的婚事,只让他们以兄妹相称。有的家长残酷无情,如《墙头马上》中的裴尚书,发现儿子私娶李千金后,并不对李千金为他生了孙儿有丝毫顾念、怜惜或宽容,而是骂李千金“伤风败俗”,硬是逼着儿子写了休书。可是,在他得知李千金就是当年指腹为婚的李总管的女儿后,他又立即转变态度,上门求李千金回去做媳妇。而《倩女离魂》中的张母也只以钱财认人。当年张倩女与王文举是双方家长指腹为婚的,但是王文举自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到张家认亲,并没有被接纳。张母让倩女拜王为哥哥,理由与崔老夫人同:“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想你学成满腹文章,未曾进取功名。你如今上京师,但得一官半职,回来成此亲事,有何不可?”

      2. 爱情女主人公的抗争。

      在爱情受到阻挠后,年轻的女主人公往往表现得比男主人公激进与积极,具有比男子更高的识见和更大的胆量。

      年轻女主人公被禁锢的青春在合适的时机触发下,如蓬勃的春花,像决堤的河水,展现出惊人的力量。莺莺先见张生于偶然,等到再见于月下园中时,就隔墙酬韵,灵犀相通,已生爱慕。一个偶然的机缘,就唤醒了她的青春之梦,而觉醒了青春意识,是她最终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下幽合的心理基础,于是有了“明月三五夜,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样充满了青春张力与爱情梦想的千古佳句。《墙头马上》的李千金则显得更大胆,她在墙头上看见一个“好秀才”裴少俊,毫不掩饰爱慕之心,先自顾盼,又以诗传达爱意,并主动约会:“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被嬷嬷撞见后,则拿出“龙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秀才,何况咱是浊骨凡胎”的理论为自己辩护。最后,干脆就与裴少俊玩私奔。《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灵魂离开肉体,追上自己的心上人王文举时说“常言道做着不怕”,而王文举却对“私奔”表现出恐慌害怕。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年轻女子对于爱情与婚姻的选择并没有太大的空间,只是在偶然当中遭遇了青春的激情而进行了自觉的捍卫,有的甚至只是为了维持一个既定的婚约,从而显示出时代的局限性。

      3. 年轻男主人公的心有灵犀与爱情执着。

      中国古代爱情戏里的男子,大多是书生背景,年轻有才,但是家道中落,湖海漂零,这几乎构成了一道常见的世态风景。与女方的婚约几乎就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依靠。但是他们未来的岳父母瞧不上他们,于是他们注定要为命运和爱情进行抗争。而抗争方式,多选择赶考入仕。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道路。

      另一方面,这些男主人公几乎是清一色的“志诚种”,一旦陷入爱河,他们就傻乎乎的了,他们的痴情构成了元戏一大景观。《西厢记》中的张生就是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形象,他才华横溢,热情而执着地追求爱情。在唐代元稹的传记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中。当时在元稹笔下的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个所谓“善补过”的封建无行文人。

      经过后世民间的不断流传与改造,张生才由一个负心薄幸之人,逐渐变为一个忠于爱情、追求婚姻自由、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的正面形象。张生形象的转变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唐代,文人的地位相对较高,在《莺莺传》中张生的社会地位比莺莺的高,其自私负心的行为不免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元代统治者实施对汉人的歧视政策,大批汉族优秀知识分子被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处处受制。这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也有所反映,连丫环红娘也称张生为“馋穷酸来”,倡人的地位反在书生之上。元代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审美趣味自然而然地反映了民间百姓的需要, 所以张生才成了一个地位低下又自恃才高、多情又痴情、可爱又可笑的白衣穷儒形象。

      4.大团圆的结局

      元代爱情剧几乎一律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经历磨难的书生们总能克服重重障碍,仕宦上一举成名,爱情上如愿以偿。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追求圆满和幸福的良好愿望,既是社会各阶层普遍能接受的,也最符合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以维护宗法关系为美德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同元代儒生的特殊心理有关。杂剧作家在真实地揭示书生们穷愁潦倒和为世俗所鄙薄的同时,通过描写爱情与仕宦都属美满这种锦上添花的结局,来对当时自身的命运作一番抚慰。即使是编织的美梦,也可借以寄托和安慰伤感、失望等等复杂的心情。所以当《西厢记》体现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时才得到了认同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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