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1湖南高考报名考生共57.49万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师范生等考生外,实际考生近40.0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7.22万人(历史类考生16.58万人,占44.55%;物理类考生20.64万,占55.45%)。
一、单科选考分析
以下为新高考改革第三批实行3+1+2方案的省市2021届学生(刚刚结束高考的本届高三学生)的各科选考数据,从整体来看各省选科占比相对比较均衡,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生物。
↑表格来源:自主选拔在线,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
1、两个首选科目差距不大,偏文科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首先从首选的物理、历史两个科目来看,总体来说选考两科的比例很接近。而首选历史或物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考生的偏文理程度,我们通过对比2019年其中六个省份的文科生占比情况(见下表)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偏文科比例都有所上涨。
说明:表中2019文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9年各省发布的一分一段表文理人数计算而来,艺术类考生暂未计入。
2、生物成热门,政治受冷落
为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出各科目选考比例,我们将这届七省选考数据转换成柱状图: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生物的选考比例高居首位,紧接着就是物理和地理两门科目选考人数最多,其次就是历史、化学。而政治科目选考人数最少,这可能与政治这门学科背诵内容多、不容易拿高分的特性有关。
导读:2021湖南高考报名考生共57.49万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师范生等考生外,实际考生近40.0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7.22万人(历史类考生16.58万人,占44.55%;物理类考生20.64万,占55.45%)。
一、单科选考分析
以下为新高考改革第三批实行3+1+2方案的省市2021届学生(刚刚结束高考的本届高三学生)的各科选考数据,从整体来看各省选科占比相对比较均衡,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生物。
↑表格来源:自主选拔在线,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
1、两个首选科目差距不大,偏文科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首先从首选的物理、历史两个科目来看,总体来说选考两科的比例很接近。而首选历史或物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考生的偏文理程度,我们通过对比2019年其中六个省份的文科生占比情况(见下表)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偏文科比例都有所上涨。
说明:表中2019文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9年各省发布的一分一段表文理人数计算而来,艺术类考生暂未计入。
2、生物成热门,政治受冷落
为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出各科目选考比例,我们将这届七省选考数据转换成柱状图: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生物的选考比例高居首位,紧接着就是物理和地理两门科目选考人数最多,其次就是历史、化学。而政治科目选考人数最少,这可能与政治这门学科背诵内容多、不容易拿高分的特性有关。
2018年高考改革遇到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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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8年9月,本应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省市启动的时间节点。但两个多月后,18个试点省份中仍有超过一半至今未宣布相关方案。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等9个省份,既未明确“官宣”暂缓改革,也迟迟不见“改革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推迟改革试点。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试行的第4年。按原定计划,加上第一批2个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个省(北京、天津、海南、山东),到2019年高考,全国将共有24个省启动新高考,不再实行文理分科,考试科目变为“3+3(即‘6选3’)”。
但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南、湖北、河北、重庆8个省市宣布并于2018年秋季学期按时启动新高考改革。
试点省份缘何由18个锐减至8个?11月26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创新人才”2018高校高中教育发展论坛上,身处新高考改革决策和实施一线的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现场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并指出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
韩宁说,新高考政策的产生有三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即201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这一纲要出台的背景是:分省命题方兴未艾,自主招生大战如火如荼。而围绕分省招生指标,各种意见尖锐对立。
山东省三个考生甚至状告教育部,说为什么山东省的考分就那么高,北京人和上海人为什么上大学就那么容易?
同时,高考加分也引起激烈争论,原本是为了弥补高考唯分数论的缺陷,但特长加分引起一些学校的质疑,被认为含金量不高。
此外,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缠斗不休,“这些问题推动了当时新一轮的高考改革”。韩宁说。
当时的《纲要》提到了三个原则,即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三个目标。多目标的任务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时候它中间是有冲突的,哪个放在第一位,哪个放在第二位,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很纠结。”韩宁表示。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高考改革的描述成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此外,还提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化考试一年多考。“这已经和我们今天实行的新高考方案很像了。”韩宁说。
第三个时间点就是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对高考多年存在的问题,意见提出新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要求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以及招生录取机制等,以上海市、浙江省为改革试点从秋季开始执行新方案。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浙江、上海启动综合改革试点。
新高考遇到5大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走班教学会不会凸显教师资源不足?
上海新高考实行“3(语数外)+6(物化生政史地)选3”科目组合,浙江则在“6”的基础上另加一门技术科,为“7选3”做法。“3+6选3”有20种科目组合,“3+7选3”则有35种。
很多一线老师都认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确——诸多组合扩大了学生的学科选择权、考试选择权、课程选择权。然而,在实际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许学生自主选择的话,学校就必须根据学生的选科提供足量的课程供“走班”。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年级有120人选历史,就得至少开出3个历史班,否则不能满足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点高中,学校目前的师资力量也远难承担这样的办学模式。
重新配备整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难度太大。这被认为是新高考“改不动”的“第一难”。
第二,考试次数过多会不会加重负担?
这个既有学生的负担,也有老师的负担,也有校长的负担。
改革试点几年下来,上海高考出现一个“怪象”。大多数学生在一年两次英语考试中,都会选择考两次。即使春考成绩已经是最好的等级,还是不愿错过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级优劣都是根据参考总人数来排名划分。
因为很多学生觉得,一方面要确保自己足够优秀,对于第二次或许能得到更高成绩抱有希望;另一方面还要“占位”,不能让别人也“优秀”。
第三,分散考试、多次考试、走班教学会不会造成中学教学秩序的混乱?
以前五六十名学生一个行政班,班主任很了解学生情况。打破行政班,也意味着打破“班主任责任制”,一些校长很担心“管不住”。
除了软件,选课走班对学校管理的硬件资源要求也让不少校长皱眉。按照目前很多高中一个年级一千人计算,三千人大概需要65间教室,包括常规教室和实验室等场地。一个行政班五六十名学生。如果开始选课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会成倍增加,很多高中至少得为此“再盖栋楼”。
“怎么排都有学生上不了课!”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长说,该校曾经模拟过选课排课表。不是老师的时间不够排,就是学生选修课程时间会冲突,让他很是头疼。
中国很大,各地教学资源本就参差不齐。就学校的教学资源而言,各个学校必须量体裁衣,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做选课的方案。
实力雄厚的学校可以选择大走班,每个学生一张课表。实力较弱的学校可以选择提供套餐组合,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选课需求。大多数城市高中至少都能提供选课套餐,但要做到一个学生一张课表,估计很少有学校可以满足。
第四,学生选科比例不合理是否会造成未来国民总体科学素养下降?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数据,2017年的25.01万浙江考生中,有8.95万人选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5万名考生中有1.92万人选考物理,占比38.4%。即便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担心无法获得较好的位次而选择放弃较难学科。
而物理对于科学的发展又不言而喻。比如,北京邮电大学要求学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础,尤其是物理。现在招来的学生发现有的并没有参加物理的等级考,而是参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级是很低的。
第五,当试点扩大以后,省级考试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专业的服务?
为什么有一些省后来经过研究决定暂时推迟高考改革?因为在当年分省命题时,也只有一半的省份是分省命题,即使是江苏这样的教育、经济发达的大省,年年的命题也是不堪重负,
“我们的(省级)考试机构能不能有能力负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韩宁坦言。
不过在第二批试点的时候,教育部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比方说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浙江调整考试时间,建立物理学科保障机制,山东提出新的赋分办法,等级考时间普遍推迟到高三下学期,等等。
“关于第三批试点,(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有一个‘跳起来摘苹果’的理论,他说对于新高考改革,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不凑数,条件达到了就批准启动,条件达不到就创造条件,达到了再上。”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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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8年9月,本应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省市启动的时间节点。但两个多月后,18个试点省份中仍有超过一半至今未宣布相关方案。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等9个省份,既未明确“官宣”暂缓改革,也迟迟不见“改革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推迟改革试点。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试行的第4年。按原定计划,加上第一批2个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个省(北京、天津、海南、山东),到2019年高考,全国将共有24个省启动新高考,不再实行文理分科,考试科目变为“3+3(即‘6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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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省份缘何由18个锐减至8个?11月26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创新人才”2018高校高中教育发展论坛上,身处新高考改革决策和实施一线的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现场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并指出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
韩宁说,新高考政策的产生有三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即201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这一纲要出台的背景是:分省命题方兴未艾,自主招生大战如火如荼。而围绕分省招生指标,各种意见尖锐对立。
山东省三个考生甚至状告教育部,说为什么山东省的考分就那么高,北京人和上海人为什么上大学就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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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缠斗不休,“这些问题推动了当时新一轮的高考改革”。韩宁说。
当时的《纲要》提到了三个原则,即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三个目标。多目标的任务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时候它中间是有冲突的,哪个放在第一位,哪个放在第二位,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很纠结。”韩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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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浙江、上海启动综合改革试点。
新高考遇到5大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走班教学会不会凸显教师资源不足?
上海新高考实行“3(语数外)+6(物化生政史地)选3”科目组合,浙江则在“6”的基础上另加一门技术科,为“7选3”做法。“3+6选3”有20种科目组合,“3+7选3”则有35种。
很多一线老师都认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确——诸多组合扩大了学生的学科选择权、考试选择权、课程选择权。然而,在实际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许学生自主选择的话,学校就必须根据学生的选科提供足量的课程供“走班”。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年级有120人选历史,就得至少开出3个历史班,否则不能满足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点高中,学校目前的师资力量也远难承担这样的办学模式。
重新配备整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难度太大。这被认为是新高考“改不动”的“第一难”。
第二,考试次数过多会不会加重负担?
这个既有学生的负担,也有老师的负担,也有校长的负担。
改革试点几年下来,上海高考出现一个“怪象”。大多数学生在一年两次英语考试中,都会选择考两次。即使春考成绩已经是最好的等级,还是不愿错过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级优劣都是根据参考总人数来排名划分。
因为很多学生觉得,一方面要确保自己足够优秀,对于第二次或许能得到更高成绩抱有希望;另一方面还要“占位”,不能让别人也“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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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五六十名学生一个行政班,班主任很了解学生情况。打破行政班,也意味着打破“班主任责任制”,一些校长很担心“管不住”。
除了软件,选课走班对学校管理的硬件资源要求也让不少校长皱眉。按照目前很多高中一个年级一千人计算,三千人大概需要65间教室,包括常规教室和实验室等场地。一个行政班五六十名学生。如果开始选课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会成倍增加,很多高中至少得为此“再盖栋楼”。
“怎么排都有学生上不了课!”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长说,该校曾经模拟过选课排课表。不是老师的时间不够排,就是学生选修课程时间会冲突,让他很是头疼。
中国很大,各地教学资源本就参差不齐。就学校的教学资源而言,各个学校必须量体裁衣,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做选课的方案。
实力雄厚的学校可以选择大走班,每个学生一张课表。实力较弱的学校可以选择提供套餐组合,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选课需求。大多数城市高中至少都能提供选课套餐,但要做到一个学生一张课表,估计很少有学校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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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数据,2017年的25.01万浙江考生中,有8.95万人选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5万名考生中有1.92万人选考物理,占比38.4%。即便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担心无法获得较好的位次而选择放弃较难学科。
而物理对于科学的发展又不言而喻。比如,北京邮电大学要求学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础,尤其是物理。现在招来的学生发现有的并没有参加物理的等级考,而是参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级是很低的。
第五,当试点扩大以后,省级考试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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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省级)考试机构能不能有能力负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韩宁坦言。
不过在第二批试点的时候,教育部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比方说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浙江调整考试时间,建立物理学科保障机制,山东提出新的赋分办法,等级考时间普遍推迟到高三下学期,等等。
“关于第三批试点,(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有一个‘跳起来摘苹果’的理论,他说对于新高考改革,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不凑数,条件达到了就批准启动,条件达不到就创造条件,达到了再上。”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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