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1湖南高考报名考生共57.49万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师范生等考生外,实际考生近40.0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7.22万人(历史类考生16.58万人,占44.55%;物理类考生20.64万,占55.45%)。
一、单科选考分析
以下为新高考改革第三批实行3+1+2方案的省市2021届学生(刚刚结束高考的本届高三学生)的各科选考数据,从整体来看各省选科占比相对比较均衡,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生物。
↑表格来源:自主选拔在线,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
1、两个首选科目差距不大,偏文科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首先从首选的物理、历史两个科目来看,总体来说选考两科的比例很接近。而首选历史或物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考生的偏文理程度,我们通过对比2019年其中六个省份的文科生占比情况(见下表)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偏文科比例都有所上涨。
说明:表中2019文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9年各省发布的一分一段表文理人数计算而来,艺术类考生暂未计入。
2、生物成热门,政治受冷落
为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出各科目选考比例,我们将这届七省选考数据转换成柱状图: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生物的选考比例高居首位,紧接着就是物理和地理两门科目选考人数最多,其次就是历史、化学。而政治科目选考人数最少,这可能与政治这门学科背诵内容多、不容易拿高分的特性有关。
导读:2021湖南高考报名考生共57.49万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师范生等考生外,实际考生近40.0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7.22万人(历史类考生16.58万人,占44.55%;物理类考生20.64万,占55.45%)。
一、单科选考分析
以下为新高考改革第三批实行3+1+2方案的省市2021届学生(刚刚结束高考的本届高三学生)的各科选考数据,从整体来看各省选科占比相对比较均衡,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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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首选科目差距不大,偏文科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首先从首选的物理、历史两个科目来看,总体来说选考两科的比例很接近。而首选历史或物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考生的偏文理程度,我们通过对比2019年其中六个省份的文科生占比情况(见下表)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偏文科比例都有所上涨。
说明:表中2019文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9年各省发布的一分一段表文理人数计算而来,艺术类考生暂未计入。
2、生物成热门,政治受冷落
为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出各科目选考比例,我们将这届七省选考数据转换成柱状图: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生物的选考比例高居首位,紧接着就是物理和地理两门科目选考人数最多,其次就是历史、化学。而政治科目选考人数最少,这可能与政治这门学科背诵内容多、不容易拿高分的特性有关。
2019高考政治时事热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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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前,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二十国集团要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典出《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代谏臣魏徵病故后,唐太宗在哀痛之余对朝臣的感叹之言。后来,欧阳修等人所编《新唐书》对此略有修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意即对照铜镜可以整理好衣帽,借鉴历史能够预知世代兴衰,听取他人教训才能明了自身得失对错。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古老国家,中华民族很自然会形成记录和反思历史的传统,或者说正是因为善于借鉴历史经验才能成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和历史意识,不仅创造了多种史书体例,形成了丰富的史料资源,而且善于总结历史规律、反思经验教训,形成历史反思的文化传统。“以史为鉴”的意识,早在《尚书》论证“以周代商”的合法性时就出现了,《诗经·大雅·荡》则明确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此后,这一思想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具体来说,“以史为鉴知兴替”蕴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上》有言:“生生之谓易。”世间万物生生不已,一切皆处于流变之中。变动不居的世界要求人们居安思危、革故鼎新。汉代刘向《说苑》讲:“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明镜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没有哪个朝代仅通过安于现状就能保持永续不衰,贤明与否决定着国运或安昌或危亡。明知不愿走向危亡却不采取可以安昌的方法,这无异于缘木求鱼。类似的告诫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荀子·成相》问“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晋葛洪《抱朴子》言“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唐房玄龄等人《晋书》讲“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显而易见,“以史为鉴”首先强调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换言之,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都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功成名就之时更要防患于未然。对于国家而言,太平盛世并不必然长存,越处盛世越要警惕潜在危机。这即孟子所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二是务实精神。以史为鉴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借鉴,要解决的也是真实的现实问题,它针对的是理论教条和抽象空谈。明清二朝更替之际,儒家学者在震惊之余做出深刻反思,意识到理学不务实际、空谈心性致使明朝衰败灭亡。顾炎武《日知录》有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空谈误国,古今皆然,因此学术要“经世致用”。这即清代实学之用意。真正的学术应源于生活并助推生活,因此章学诚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史学所以能够经世乃在于其“非空言著述也”,而是“切合当时人事”。清代实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表明,可为世人明鉴的历史一定是修己安人、治国安邦的务实之学。后人以史为鉴更要避免教条僵化和高谈宏论,而应以务实精神应对现实问题。
三是未来指向。“以史为鉴”意味领悟历史演变规律,把握社会发展大势。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态度。《论语·为政》言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答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明了兴替损益的规律,甚至可以放眼百世之久。这即言读史可使人明智,鉴往可预知未来。但预知未来并非目的,未来的意义在于当下。既然历史规律已经提示社会走向,人可以应然视角反思社会走向和当下利弊。这就使未来视角具有了批判现实的意义。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不仅为整理思想史料,而且还为质疑领悟。他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正是以未来视角反思当下的历史意识使黄宗羲看到君主专制的弊病,指出应“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这一深刻的民主理念和公仆意识在两百多年后引起梁启超等人的重视,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以未来视角反思现实生活,根据历史经验推动现实走向合理与应然,这才是“以史为鉴知兴替”的深意所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也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应有的历史凝思。正是因为勇于解放思想、敢于革故鼎新,中国才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少,当前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改革发展的任务也更加繁重。我们要从历史与实践的经验中不断汲取智慧,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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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前,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二十国集团要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典出《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代谏臣魏徵病故后,唐太宗在哀痛之余对朝臣的感叹之言。后来,欧阳修等人所编《新唐书》对此略有修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意即对照铜镜可以整理好衣帽,借鉴历史能够预知世代兴衰,听取他人教训才能明了自身得失对错。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古老国家,中华民族很自然会形成记录和反思历史的传统,或者说正是因为善于借鉴历史经验才能成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和历史意识,不仅创造了多种史书体例,形成了丰富的史料资源,而且善于总结历史规律、反思经验教训,形成历史反思的文化传统。“以史为鉴”的意识,早在《尚书》论证“以周代商”的合法性时就出现了,《诗经·大雅·荡》则明确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此后,这一思想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具体来说,“以史为鉴知兴替”蕴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上》有言:“生生之谓易。”世间万物生生不已,一切皆处于流变之中。变动不居的世界要求人们居安思危、革故鼎新。汉代刘向《说苑》讲:“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明镜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没有哪个朝代仅通过安于现状就能保持永续不衰,贤明与否决定着国运或安昌或危亡。明知不愿走向危亡却不采取可以安昌的方法,这无异于缘木求鱼。类似的告诫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荀子·成相》问“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晋葛洪《抱朴子》言“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唐房玄龄等人《晋书》讲“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显而易见,“以史为鉴”首先强调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换言之,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都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功成名就之时更要防患于未然。对于国家而言,太平盛世并不必然长存,越处盛世越要警惕潜在危机。这即孟子所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二是务实精神。以史为鉴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借鉴,要解决的也是真实的现实问题,它针对的是理论教条和抽象空谈。明清二朝更替之际,儒家学者在震惊之余做出深刻反思,意识到理学不务实际、空谈心性致使明朝衰败灭亡。顾炎武《日知录》有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空谈误国,古今皆然,因此学术要“经世致用”。这即清代实学之用意。真正的学术应源于生活并助推生活,因此章学诚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史学所以能够经世乃在于其“非空言著述也”,而是“切合当时人事”。清代实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表明,可为世人明鉴的历史一定是修己安人、治国安邦的务实之学。后人以史为鉴更要避免教条僵化和高谈宏论,而应以务实精神应对现实问题。
三是未来指向。“以史为鉴”意味领悟历史演变规律,把握社会发展大势。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态度。《论语·为政》言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答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明了兴替损益的规律,甚至可以放眼百世之久。这即言读史可使人明智,鉴往可预知未来。但预知未来并非目的,未来的意义在于当下。既然历史规律已经提示社会走向,人可以应然视角反思社会走向和当下利弊。这就使未来视角具有了批判现实的意义。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不仅为整理思想史料,而且还为质疑领悟。他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正是以未来视角反思当下的历史意识使黄宗羲看到君主专制的弊病,指出应“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这一深刻的民主理念和公仆意识在两百多年后引起梁启超等人的重视,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以未来视角反思现实生活,根据历史经验推动现实走向合理与应然,这才是“以史为鉴知兴替”的深意所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也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应有的历史凝思。正是因为勇于解放思想、敢于革故鼎新,中国才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少,当前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改革发展的任务也更加繁重。我们要从历史与实践的经验中不断汲取智慧,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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