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师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注释】

　　学者：求学的人。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惑，疑难问题

　　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知，懂得。

　　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

　　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用做动词。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是故：因此，所以。

　　无：无论、不分。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

　　出人：超出于众人之上。

　　犹且：尚且。

　　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下：不如，名作动。

　　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惑矣：(真是)糊涂啊!

　　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逗)的教学。

　　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

　　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

　　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百工：各种手艺。

　　相师：拜别人为师。

　　族：类。

　　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年相若：年岁相近。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高官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复：恢复。

　　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乃：竟，竟然。

　　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之徒：这类。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论语·述而》原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不必：不一定。

　　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贻：赠送，赠予。

　　【鉴赏】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