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事实上，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只要你动手写文章，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文体归属的。那种不管文体，信马由缰式的所谓文章，实质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我们就必须教导学生树立文体意识，规范写作行为，写什么就应当像什么，不能把不伦不类、奇形怪状当创新。

　　主播康辉铿锵有力地念了一段“国际锐评”，其中提到：

　　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中国早就表明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中国也早已给出答案：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经历了500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人物素材

　　施一公：婉拒千万美元回国

　　父亲为施一公起名“一公”，意在希望他长大后“一心为公”，这个名字也对施一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0年，施一公到美国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留学。出国前，施一公不喜欢称自己是河南人，到美国后他发现，有时候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就如同河南在国内的形象，被误解。于是，施一公开始“保卫中国”，看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他就会尝试解释，给报纸投稿，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学术领域，施一公同样出色。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9年之后，他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的领军人物和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

　　2008年，40岁的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选择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开展自己的事业。当时他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说。《纽约时报》也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一文中讲述了施一公的故事。

　　回国时，施一公在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到清华，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希望美国优秀的人才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真正了解中国。

　　施一公认为现在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佳时机，他说：“如果只是做学问的话，我肯定不会回来。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2015年，施一公率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钱学森回来了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遭到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陈天华遥寄血书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

　　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喊：“救国!救国!”

　　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严复的担忧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肖邦的遗愿

　　1830年11月，费列德利克·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决定到外国深造，为祖国争光。出发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肖邦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可爱的祖国。

　　肖邦辗转于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活动，增进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了解。可是，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他得了重病。　 1849年秋天，肖邦临终时告诉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

　　肖邦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被送到华沙，埋葬在曾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史可法坚守扬州城

　　明朝末年，清兵入侵中原，并很快挥师南下。这时驻守扬州督师是史可法，他誓死守城，以悬殊的兵力苦苦抵御。清军想招降他，就把扬州城团团围住，并接连几次给他送招降书，他看也不看就丢进水中。这时外援断绝，总兵和监军副使又率兵投降，城中形势万分危急。旧城西门十分险要，史可法亲自去守城。他还给母亲和妻子写了绝命书，决心以身殉国。过了两天，清兵进逼城下，炮击扬州城的西北角，城被攻破。史可法举刀自刎，但被部下死死抱住，部下簇拥着他出小东门，此时清兵涌至，他被俘了。被俘后，他大叫：“我就是史督师!”清兵马上杀了他。

　　郑振铎的“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租界也沦为日寇占领地。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夹着讲义急匆匆进了教室。坐得满满的教室鸦雀无声。郑振铎先生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今天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是最后一课，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显得格外的沉静。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当时针指向10点30分时，太阳旗插进了校园。“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郑先生在“最后一课”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之情，感染了千百个后来者。

　　巴斯德退回证书

　　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因对细菌学的卓越研究而享誉欧洲，波恩大学向他寄去了名誉博士学位证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占了法国大片领土。巴斯德气愤难抑，决定退回波恩大学的证书。朋友劝他说：“科学没有国界。”巴斯德语气坚决地说：“但是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他终于退回了波恩大学的证书，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爱国之心。